1939年周恩来为何秘行皖南?

40年前的1月8日,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。时至今日,人民还在深切怀念这个不朽的名字。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底。

抗日战争期间,周恩来作为党在统治区各方面工作的总负责人,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、鼓舞各方面力量团结抗战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。拂去岁月的风尘,当年他秘行皖南的故事,如今读来依旧那样清晰而温暖。

1939年2月23日,受中共中央委派,中共副主席、新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,借回乡省亲之名,从重庆绕道桂林,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。

继1937年10月太原失守、年末日军攻取南京并血腥屠城后,1938年10月,广州、武汉在1周时间内先后陷落。中国人以特有的历史洞察力敏锐地意识到,自“七七事变”以来,在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,日军长驱直入,相继占领华北、华中、华南,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,但随着战线的延长、部队的分散、兵员的伤亡,以及占领区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,战略进攻已达顶点的日军渐趋颓势。何去何从的中国,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。

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,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体扩大会议,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《论新阶段》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,精辟阐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,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战区和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。

六中全会期间,由于叶挺给中央和项英发电急于赴香港,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,未听到的总结报告,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的右倾错误,确立“巩固华北、发展华中”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甚了解。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,积极做叶挺回新四军的工作。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重庆,同周恩来、长谈后,于2月16日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。

周恩来和叶挺回云岭,主要是向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,进一步肃清王明右倾错误在新四军中的影响,共商在大江南北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对策。同时,力促新四军内部团结,也是周恩来此行的一项重要使命。

2月23日清晨,周恩来同叶挺乘坐竹筏从岩寺沿青弋江抵达泾县章渡古镇。这里距云岭约16华里。苍翠的群山夹一泓清流,蜿蜒于黄山山脉间的青弋江上,一叶竹筏顺流而下。一身戎装的周恩来和叶挺伫立筏上,威武而挺拔。

新四军副军长项英、政治部主任袁国平、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,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。竹筏靠上码头时,官兵们有节奏地呼喊着欢迎的口号,掌声和欢呼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

时年41岁的周恩来,赴渝履新仅1个月零10天时间,但在秘密和公开的党的建设、上层和下层的统一战线、合法和非法的宣传文化和群众工作等方面,都已经做得风生水起。他在国统区同派、无党派人士,内的民主派、地方实力派人士及著名的知识分子广泛接触,共商国是,增强了解和互信。特别是通过《新华日报》和《群众》周刊,积极宣传党的主张,发动工农群众和团结各阶级、阶层支援敌后抗战,重视做好中间派的工作,对投降派、顽固派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,维护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,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世事纷攘之乱局,中共代表团驻地重庆曾家岩50号,客观上已成为国统区党联系群众最便捷的纽带和桥梁,也是大后方茫茫雾都中群众寻路觅航的灯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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